日美同盟和日本在亚洲的应有地位／德国怎样评论日本的历史问题
投稿日 : 2015年07月13日
＜本月采用的月刊杂志＞
《外交》（Vol.31）
《正论》《中央公论》《文艺春秋》（均为7月号）
◆ 2015年7月 ◆
1．日美同盟和日本在亚洲的应有地位
◆“和好、自尊、希望和新时代的日美同盟” 安倍晋三首相访谈 《正论》
◆“新世界地政学” 船桥洋一 《文艺春秋》
◆“和解和发展的亚洲” 宫城大藏 《外交》
◆“‘共创’和‘竞争’时代的新战略” 大野泉氏 《外交》
■“以对亚洲发展负责的立场应对”
现在安倍外交依然被各月刊杂志炒的沸沸扬扬。安倍晋三首相在完成了4月份的一连串外访日程后，接受了《正论》7月号的访谈，其主题是“和好、自尊、希望和新时代的日美同盟关系”，并透露了本次访美时感受到的异于以往的气氛。
访谈中安倍首相介绍了在美国受到热情款待的一个插曲，和2013年刚就任首相后访美时的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安倍说：“奥巴马总统对我非常在意。访美之前，肯尼迪驻日大使曾问我‘最近看的电影里有喜欢的吗’，我说：克林·伊斯特伍德执导的描写已成为传说的四季乐队的电影《泽西男孩》，令我深受感动。在访美期间竟然欣赏到了再现电影中《四季乐队》的现场演奏。那是在白宫举行的正式晚宴之后的小型演奏会上”。安倍首相第二天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多次举了关键词“和好”。从美方的招待中也能感受到美国同样强烈希望，通过安倍首相的访美，全力推进构建双方的未来合作关系。
对亚太地区新国际秩序的框架TPP和AIIB的进展，安倍首相如是说：“关于TPP，我访美之前，甘利明大臣（TPP担当大臣）和迈克尔·弗罗曼美国贸易代表（USTR）举行会谈进行了磋商，我想基本上已经接近了尾声。我和总统在会谈中也一致表示为早日达成协议而努力”。“关于AIIB，亚洲有庞大的基本设施建设的需求，因此建立起能够应对的金融系统非常重要。对于这一点，日本和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我想美国也能理解”。如果单听这番话，不顾日本媒体报道的主要国家之间不协调的声音，不如说各国政府当事者之间有着共同认知。让人不得不认为各国政府针对国内舆论正探寻着最恰当的解释。
对于日本将来在亚洲的地位，首相是怎样考虑的呢。安倍首相开场先声明还没有决定是否加入AIIB，并表示“不管怎样，日本必须对亚洲各国――在AIIB称为域内国――的发展负起应有的责任”。并称今后为了积极响应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采取由独立法人国际协力机构（JICA）,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国际协力银行（JBIC）等主导的方针，“······考虑在引进民间资金的同时，在亚洲地区展开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充分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 怎样应对“美国实力的衰退”
考虑日本今后在亚洲地位的关键是加盟AIIB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各月刊杂志上连续不断遭到议论。论点是加盟·不加盟对日本的有利或不利之处，以及是否要搭崛起的中国这趟国际战略快车。新闻媒体人船桥洋一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的“新世界地政学”中指出，AIIB问题的背景在于美国实力的衰退。
船桥指出：“美国对英国加盟AIIB作了几近于半公开的指责，称其‘兴高采烈地迎合中国’，这是因为美国警戒英国的行动，怕被看作是对美国统率能力低下的对冲，而发出的警告”。并且，分析说“日本如果加盟AIIB的话，就会令美国完全孤立，美国统率能力的低下更是暴露无遗，传递给中国错误信号的可能性非常强，这是日美所共同忧虑的”。
另外，船桥还把英国比作是“如父亲那般对美国呵斥”，那么相反的“日本则像母亲那样拥抱美国，或者说美国的形象就像抱住母亲的大腿不放的孩子”。并主张“······当美国未能真正发挥统率力，出现影响力真空时，美国的同盟国和友好国就要填补这个空白，守卫这个体制。这是新的挑战”，日本应该持对亚洲的关心和影响力面对这个挑战。
■ 日本在亚洲的ODA应有姿态
那么，日本在亚洲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外交》第31号编辑了特集“新型开发援助与日本的外交战略”，就围绕AIIB问题广泛讨论的经济协作进行论证。上智大学的宫城大藏教授在“和好与成长的亚洲”一文中，针对其他大国把援助作为渗透外交意识的政策手段，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ODA）则与回归国际社会、赔偿等战后处理紧密相连这一事实，对日本的ODA在冷战时期代替军事力量，作为支援西方体制的道具延续至今的历史进行了说明。同时，作为避开美国对日本贸易顺差不满的手段，其作用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已终结。90年代后期以降，日本“······长期持续的和亚洲国家‘援助方、被援助方’的关系，也已经转化为构建各种框架的合作伙伴关系。宫城教授作了如此解说，并总结道，21世纪援助不应该仅仅是为防范中国，并有必要“探索面向未来的亚洲共同课题，有必要再次注重运用援助的实在性和深奥性”。
■ 日本国际贡献的应有目标
针对日本在亚洲的开发援助现状，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大野泉教授同样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共创’和‘竞争’时代的新战略”一文，并作了如下分析。过去日本进入亚洲地区的经济，主要是作为日元升值的对策，大型企业以生产基地的迁移为中心追求廉价劳动力成本。雷曼兄弟破产的冲击之后，寻求扩大销路的中小型企业成为了主角。加之，过去ODA的经济援助是通过大企业的进入，在伴随而来的日本式商务模式中起到作用的。并指出，现今已经转换为中小型企业的进入为中心，因此弥补中小型企业在经营战略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弱点，政府和民间的密切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大野教授对新时代日本国际贡献的应有目标，列举了四个原则。“第一，必须确立有智慧高效能的领导地位。······第二，应该以日本式优势，全面推出重视人才培养、实践能力、高技术及值得信赖的高质量·高生产性、长期信守诺言等特点。······第三，作为解决课题的先进国家，应贡献由政府·企业·学校联合、NPO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技巧。······第四，动员至今为止在国内及亚洲构建的人才·组织网，以携手合作的方式支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开发”。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和亚洲国家结为友好伙伴，国际贡献才能成为“······不只是局限于量的贡献，而是运用智慧提升日本影响力的全球战略”的支柱。
在亚洲中考虑日本的应有位置时，重要的不是和哪个大国联合，而是能对亚洲贡献什么，这才是决定日本在亚洲存在价值的关键。
2．德国怎样评论日本的历史问题
◆“德国媒体对日本历史认识报道的背景” 三好范英 《外交》
安倍首相的战后70周年谈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考虑到在历史问题上与中·韩两国的僵持关系，国内媒体并未刻意把安倍政权的历史认识问题尖锐化。然而一些外国媒体并非如此，他们对日本以及安倍政府的严厉态度仍然根深蒂固。就这个问题，读卖新闻编辑委员三好范英在《外交》第31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德国媒体对日本历史认识的问题报道背景”的评论。
三好在文中介绍了英国BBC的一项舆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安倍第二届政府起步前后，德国对日本的评价恶化了。根据2012年和2013年的调查结果，德国对日本的正面评价从58%降至28%，跌了30个百分点。而负面评价却从29%上升至46%。这个数字仅次于中国和韩国排在倒数第三。三好认为其原因应该归咎于德国媒体的报道。他说：“安倍政权打出的安倍经济政策及重新启动核电站等政策，与均衡财政及脱离核电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德国媒体对这些政策持完全否定的立场，认为安倍政权的真面目是国家主义和修正主义。因此德国人对日本印象的恶化，不能否认报道起了相当的作用。”
三好分析说，“对比英美媒体，德国的这种倾向尤为显著。确实，在历史问题上，先进国家媒体总体上都对安倍政权持反对态度。只是，英国媒体采取不太过分地从伦理上进行追究的中庸态度；美媒体虽然在单个问题上措辞严厉，但从媒体整体上看还是呈多样化的。”
根据这个分析，三好认为：“德国对待日本态度严厉的背景是，德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批判纳粹主义，即以赎罪为荣，用这种扭曲的行为来求得心理平衡。虽然德国在战后赎罪和赔偿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原本该是个人伦理范畴的赎罪意识却繁衍至意识形态领域，封杀了自由活跃的言论……。而这种来自伦理上的攻击往往容易过头偏激……。德国人的这种心理倾向，广泛存在于学者、政治家、外交官等知识阶层，媒体当然也概不能外。”
最后针对两国关系，三好说：“德国过分聚焦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不断从伦理角度抨击日本政府，德国媒体的这种报道态度，对日德邦交关系来说是一种不幸……。日本媒体也来提历史认识问题，借用德国某一片面的观点趁机打劫的行为应该收敛。我们应该多把注意力放到双边关系多方面的可能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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