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70年”这一论题
投稿日 : 2015年08月06日
＜本月涉及这个话题的月刊＞
《正论》《世界》《中央公论》《文艺春秋》《Voice》（均为8月期）
◆ 2015年8月 ◆
１．“战后70年”这一论题
◆《为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播下种子 ― 核爆受害70年・为了记忆的继承和共享》田上富久 《世界》
◆《我不会放弃。抹去“和平之毒”》石原慎太郎 《Voice》
◆《作为中国人，向中国要求“宽容”的《对日关系新思维》新论文》杉山祐之 《中央公论》
◆《没有中日和解就没有东亚安宁―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马立诚 《中央公论》
◆《重温《缅甸的竖琴》～祭奠战死者》平川祐弘氏 《正论》
■围绕核武器的一种战后――废除核武器的道路
马上就要到8月了，各报刊都在都有很多涉及“战后70年”的文章。战后70周年也是核爆受害的第70个年头。《世界》8月期刊登的长崎市长田上富久的访谈录《为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播下种子―核爆受害70年・为了记忆的继承和共有》介绍了在核爆受害记忆被渐渐淡忘的环境中，废除核武器活动的现状。
田上首先对在今年4月到5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重新研究会议上最终决议没有通过一事表示“真的很遗憾”。在此基础上，对于在最终决议草案中，虽然没有加入一直到表决的最后阶段为止始终是讨论主题的“访问广岛、长崎”的文字，但是加进了“提倡”“与核爆受害者及地区进行交流，直接共享其经验”的内容，称“我认为具有很大的意义， ……希望能作为今后的起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关于访问核爆受害地，田上称会着眼于2016年的高峰会议，对各国首脑进行劝说。认为全世界对核武器的了解还不够，特别是对废除核武器有着理解和认真态度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如果能去访问核爆受害地，“将会成为让国际社会共享核爆受害的实际情况，开始废除核武器合作活动的第一步”，就此准备进行积极地劝说。
此外，田上认为与国家间性质不同的自治体之间的“小外交”也具有形成国际舆论的力量，“持有或使用核武器都是不能作为选择项的绝对的邪恶，对于这个道理长崎和广岛是最有体会的城市。所以，在有关核武器的问题上，这两个城市可以超越一个自治体的范畴，提出各种建议，开展各种活动，如果政府企图朝着与其相反的方向行进，那就像至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明确表明抗议的态度。这就是核爆受害地的使命！”。在此之上，田上还进一步强调指出日本既是世界上唯一的核爆被害国，同时又是一个在“核保护伞”保护之下的国家，这样处于两难困境的日本为了能走在国际社会废除核武器运动的先列，可以采取的一个手段就是实现非核武器地带（非核保护伞），再扩大到东北亚地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另外，田上介绍了自己在NPT重新研究会议上演讲时，被问到“对于投下了原子弹的美国，难道不追究责任吗”，他回答“据我所知，大多数核爆受害者都把如何能消灭核武器作为首先考虑的问题，都在想自己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的事例，以及认真继承核爆受害者心情的年轻一代，将核爆受害的实际情况继续传递的事情，指出“我认为共享那些绝对不能再重演的记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战争的“抑制力量””，面向未来再一次表达了作为核爆受害地要完成使命的决心。
■围绕核武器问题的另一个争论
右派的代表政客也是原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Voice》8月期刊登的访谈录《我不会放弃。抹去“和平之毒”》里，针对作为日美安保基础的美国核保护伞，指出这个保护伞的抑制力量是“传说式的虚构”，并对一直以来以此为前提的战后日本国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石原认为1967年佐藤荣作首相提出的非核三原则（对核武器不制造，不持有，不携入）虽然是国家方针，但并未实现法制化，并分析称“对照国防的本质要求，当时一时的便宜反而成了后来束缚日本的强大观念”。此外，对日本的战后，石原说到“战后这一段时间，应该可以说日本享受的和平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既没有遭遇让国家陷入异常紧张的事态，也不用意识到“和平的代价”就度过了半个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很稀有的事情”，在表明自己看法后，呼吁日本今后应该努力成为“……用自己的头和脚站立的国家”，必须要抹去这个“和平之毒”。
■日中战后的和解
关于战后，只从日本的视点论述是很危险的。《中央公论》8月期中，任读卖新闻编辑委员的杉山裕之以《作为中国人，向中国要求“宽容”的《对日关系新思维》新论文》为题，对《人民日报》原评论员也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家马立诚的一篇论述日中关系的新论文进行了解说。
马氏在2002年中国“反日”一边倒的时候，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呼吁“不要过分纠缠历史问题，对战后日本的现实作客观的评价，构建理性基础上的日中关系”。从那以来，他在中国国内经受批判的同时一直坚持政论活动，在战后70周年的今年，又时隔13年发表了论文。
杉山说马氏的论文“……主题是“和平”和“反省”、“宽容”之上的日中和解”。据杉山的介绍，对今年夏天将要发表的《安倍谈话》，“马氏说……，“有人说安倍首相的战后七十年谈话中如果没有道歉，就是没有诚意。我理解这样的想法。但是，也不能一直纠缠道歉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向前看””。杉山认为马氏这样的观点，“可以说起到了促使人们对一直以来把历史问题作为“外交牌”，一味要求日本反省和道歉，单方面审判日本的对日姿态进行重新审视的作用”。杉山强调指出“……围绕日中间的历史问题，在中国，中国人对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呼吁“原谅”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宽容”――在战后七十周年之际，这投向中国自身的一词，或许可以说正是论文的核心所在”。
马氏自身也在《中央公论》发表撰稿《没有中日和解就没有东亚安宁―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表明了“提起中日两国历史关系，很多中国人记住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段历史不应忘记。但只记住这段历史也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理解两个历史。一个是战争灾难的历史，另一个是和解与合作的历史”的立场。
对于近年两国的动向，马氏评价为“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中日两国民间互动，展现出理性、宽容、相互理解的一面。甚至走在政府的前面，成为推动两国和解的基础性力量”。此外，马氏也谈到了今年两国首脑的两次会晤，论述了在战后七十周年到来之际，希望在①和平（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②反省（日本作为二战加害国的反省）、③宽容的原则下，“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持续努力，两国逐渐实现和解”。
■日本文学中的战后
还有通过文学作品重新审视战后的论文。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川裕弘在《正论》8月期的撰稿《重温<缅甸的竖琴>～祭奠战死者》中，从一本书出发对战后进行了解读。德国文学家竹山道雄于1948年发表的《缅甸的竖琴》讲述了一个日本士兵在战后仍然留在战斗过的地方，成为僧人，埋葬在战场牺牲而被遗弃的无数日本士兵遗骸的故事。竹山讲述写作这部作品的理由是在反战论调成为主流的战后日本，“……社会上没有为战死者祈祷冥福的心境……为遵守义务失去生命的人祈祷安魂，和弄清战争的原因与责任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但令人吃惊的轻薄风气却一直持续着”，因此“不管怎样都得想办法凭吊一下”。
怎样看待过去的战争，又怎样捍卫生命与和平。战后7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应该会成为每个人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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