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70年
post date : 2015.09.08
＜本月采用的月刊杂志＞
《外交》《正論》《世界》《中央公論》《文藝春秋》
◆ 2015年9月 ◆
北冈伸一《关于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日本该有的姿态》《中央公论》9月期
中曾根康弘《大勋位的遗言》《文艺春秋》9月期
木村干《不是“过去”而是作为“现在”的问题来理解》《中央公论》9月
波多野澄雄《战后外交中的历史问题――围绕“请求权”的攻防》《外交》32期
下川正晴《朝日新闻对“慰安妇误报”反省了吗》《正论》9月刊
■ 战后70年谈话的焦点
8月14日，安倍晋三首相在获得内阁会议审议通过后发表了战后70年谈话。早在谈话发布会之前，在战后70年这一重要节点由首相委任，成立了“回首20世纪，构想21世纪世界秩序和日本作用有识者恳谈会”（21世纪构想恳谈会），起草了为安倍首相谈话提供参考的报告书。担任这个恳谈会代理会长的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一在《中央公论》9月期刊登的《关于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日本该有的姿态》一文中进行了解说。
北冈对这次媒体将舆论关注集中于侵略、殖民地统治、反省、道歉这四个关键字一事，指出“只是以是否含有这些词汇为标准的做法很奇怪”，并且提出焦点应是“尽管那样，怎样理解过去仍是重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我认为还是“侵略””。
北冈说到“有人说因为侵略这个词没有定义，所以不能说日本进行了侵略。这完全是错误的。”“……站前的日本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都确实进行了侵略。比如满州事变”“……满州事变的结果是日本占据了比日本本土面积都大好几倍的地域，成立了满州国。其中还包括了在那之前日本从未有过权益的北满州。这实在不能用自卫来解释。自卫必须有均衡性，超过一定界限就是侵略了”，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判断。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是“殖民地统治”。在日本，有一种倾向是作为对西欧列强殖民地统治的抵抗，来理解日本的近代，对此，北冈提出了否定“……太平洋战争前夕各种各样的决策中，没有一件是以亚洲解放为主要目的的。大部分的决策都是为了自存自卫，也就是说以日本的利益为目的”。
北冈进一步说到“不只是年轻人，日本人整体上对现代史的了解浅薄到让人吃惊。……历史的合作研究也很重要。……虽说没有必要强求历史认识上的一致，但若能根据资料进行讨论，那些极端夸张的看法很快就会被淘汰吧”，在重申历史认识重要性的同时，也断言“日本人绝大多数都是战后出生的。现在的日本人没有应该直接承担的责任。作为总理大臣，没有必要向其他国家谢罪”。
在此基础上，对“为预防世界纷争，日本能做些什么”，北冈列举出①联合国改革、②经济支援、③民主化支援、④努力确立用法律来解决纷争的原则、⑤强化PKO等国际合作、⑥促进贸易自由化、⑦充实也是国际公共财产的日美安保、结论总结为“这几条都基于对日本战前错误的反省。日本曾经变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甚至造成国际秩序的崩塌。战后日本是作为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发展起来的。这回应该转为维护秩序的一方。对过去的反省和勾画未来就是这样融为一体的”。
■ 来自老前辈政客的建议
97岁的保守派老前辈政客，前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首相在位期间1982年～1987年）也在《文艺春秋》9月期登载的《大勋位的遗言》一文中，承认“归根结底还是可以说，造成了很多牺牲的那场战争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也是错误的战争。被亚洲各国说成是侵略战争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中曾根也提到自己在首相在位期间曾因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日本同中国的国际问题一事，阐述了对战争亲历者来说历史认识上微妙的一面。“……的确，怎样调和对历史的反省和民族自豪感，这是非常难的问题吧。关于大东亚战争，我觉得战后日本人总是像在被一个雾一样的东西困扰着挣脱不掉。其实，对待那场战争的领导者，本来就应该由日本人自己彻底地做个清算的”。
除历史问题外，中曾根还认为冷战及随后的几届政权都短命结束，这样的日本政治不安定期长期持续的结果，导致日本始终推后重要课题的解决，而现在终于逐渐恢复安定，对今后果断地着手重要课题表达了期望。
另外中曾根尤其关注的是安保法制。他说“我一直以来的看法是，以总结成安全保障基本法的形式，可以有限定地行使集团自卫权”，在表明其观点与现在安倍政权的方针相近的同时，又指出“……作为政府，尤其应该对“有限定地”进行详细说明，并有必要明确行使的范围。政府的这些应对情况也会反映在民意调查中，政府应该为消除国民的不安和疑虑随时注意国民意识和民意的动向。……与此同时，必须找到打破停滞现状的方法”，给国会运营敲了个警钟。
关于可以说是日本政治战后最大课题的修改宪法，中曾根认为现有宪法被国民接受，并对战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失去的东西也很多。前面也说过，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一类日本固有的价值没有得到强调这一点，对于这个国家的宪法来说还应该说是很大的缺陷吧”
此外，就经济改革，中曾根认为“政策选择中“重视增长”和“重建财政”的矛盾，虽然会对经济发展方向有很大影响，但对其利弊不能一概地判断。尽管如此，国家也不能因国家经济看好放松努力，应该在密切关注日后经济动向的同时，明确地给出财政健全化的道路。此外，他还分析了财政规律、以及从中曾根政权时代开始日本着手进行的行政财政改革的过程，同时对于教育改革，他认为“今后，随着国际化的进一步加深，国内外的人员往来和交流会更活跃。到那时候，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会变得更加重要”，对9年前教育基本法修改后提高重视的历史、文化、传统再次进行了强调。
■ 围绕战后外交和历史认识的解释
在日本同外国的历史问题中，与韩国的历史问题是个特例。与韩国的问题不仅没有走向解决和缓和，反而越来越复杂化，就其原因，神户大学教授木村干在《中央公论》9月期登载的《不是“过去”而是作为“现在”的问题来理解》一文中，解说为“（在韩国）这25年中有变化的其实不是关于1945年以前的“过去”的“历史认识”，而是关于日韩请求权协定的“认识”。其次，这个“认识”的变化是朝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正朝着扩大“例外”范围的方向发展”。
在1965年与日韩基本条约同时签订的日韩请求权与经济合作协定中，日韩两国一致同意对关于1945年以前的过去的问题“确认已经得到最终完整的解决”。这之后的几十年中断续进行的交涉过程中被认为从未出现过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讨论。但是，从91年到92年，“随军慰安妇问题”与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相互作用就变成了“爆发式的”外交问题。然而，与军事政权时代不同，打着民主化旗帜的卢泰愚政权使用了处于协定所说解决圈外的“例外”来解释，从而将问题转向了“实质要求对原慰安妇的法律保障”的方向。
从那以后，随着韩国国内市民运动的活跃，那个例外也在扩大，2010年以后，韩国的法院开始超出政府规定的范围，给出向日本企业要求赔偿的判决。而在日本，政府、司法、及民意都保持着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关于过去的问题已经在日韩请求权协定中最终完整地解决了。
木村认为要打破这种僵局，“……唯一可行的是借用日韩两国关系之外的人士的帮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吧”。比如日韩请求权协定中规定的，在解释上产生分歧时要成立的仲裁委员会、或者非强制可以自由立场讨论的两国政府公认的国际委员会，这些都可以考虑。木村解说为“重要的是让那些始终坚信本国政府关于日韩请求权协定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日韩两国国民及政治司法的精英们，能有机会面对这个讨论的极限，从而才能挣脱法律和国家外交辞令的束缚，重建一个可以灵活地讨论事态的局面”。
同样，关于战后历史问题的根源，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波多野澄雄在《外交》32期刊登的《战后外交中的历史问题》一文中，指出就在于和平条约和请求权的相克上。
波多野说到，在国际社会中战后日本出发点是圣弗兰西斯科和平条约，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70年代为止，日本分别与亚洲诸国签订了两国间和平条约及赔偿协定，这一系列的条约构成的法律结构是作为“为了战后处理的和平体制”而形成的。而且，波多野认为“和平条约体制本来就没有涉及到对个人的保障。因为伴随请求权的互相放弃，包括个人被害，所有问题都应该已经全部解决了。在这个意义上，战后补偿问题就是对和平体制的挑战”，指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随军慰安妇问题。伴随1987年开始的韩国政治民主化，在围绕清算过去的讨论中民意和市民团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再加上竹岛问题突然出现的2005年以后，韩国政府和法院等开始表示与“由请求权协定已经解决”相对抗的见解和判断。对这一变化，波多野指出“这虽然不是能导致请求权协定立刻破裂的行为，但六五年体制的安定性在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都已经处于不能疏忽的状况了”。
那种认为过去已经被清算的，认识上的欠缺已经影响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领域。这个请求权争论的源头是一篇关于“随军慰安妇”的报道，慰安妇据称有数万人，而原每日新闻首尔分社长的下川正晴对这个人数的出处进行考证的结果，发现战时在韩国也曾经将征集的“勤劳服务”女子挺身队称为慰安妇。下川指出“从1943年开始， 在〈女子挺身队〉的名义下，约有20万朝鲜女性被征集劳动，其中有5～7万较为年轻的未婚女性被作为慰安妇”，认为那个慰安妇数字是谣传。学者们调查的结果，在1970年8月14日首尔新闻的报道文章中，写有“从1943年到45年为止，征集到挺身队的韩日两国女性总共大约20万。其中韩国女性为5～7万”，下川关注的是“与慰安妇毫无关系的挺身队的事情”被错误理解后广泛传开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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