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月刊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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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70年 / 日本人如何对待宗教

post date : 2015.04.27

<本月选择的月刊杂志>

《外交 vol.30》  《世界》《中央公论》《文艺春秋》 (均为5月号)

 

◆第1号 2015年4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和日本国内尚未结束的战后/
日本人如何对待宗教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和日本国内尚未结束的战后

原爆ドーム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周年。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周边各国产生关系不和谐,预定今年夏季安倍晋三首相将发表“战后70周年讲话”,其内容在国内外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各杂志社也都筹划编辑了“战后70年”特集。今年独具特色的内容,不是国际关系当中的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而是集中在对日本和日本人来说到底这一个怎样的70年上,各家杂志社都在内容安排上达成了统一。目的不单纯是回顾那段历史,怎样才能将二战和战后的日本进行一个了结,许多内容都生动反映了至今为止懊恼不堪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真实现状。

 

《文艺春秋》刊载了题为“天皇与皇后两陛下在《玉碎之岛》二十年的祈祷”一文。此文以前侍从长渡边允与昭和史研究员保阪正康的对话形式构成。曾经作为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具体介绍了4月8,9两天在帕劳共和国举办的天皇与皇后共同参加的祭奠仪式,并进一步指出了对于天皇此次祭奠的真正含义。

 

帕劳共和国的贝里琉岛,是二战末期大约1万日军守备部队全体阵亡之地。天皇与皇后两陛下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过去以后开始在国内各地举办祭奠活动,60周年之际的2005年曾经到访过塞班。当时也提出希望访问帕劳,不过由于交通、住宿以及保安等方面的原因没能实施。此次,由于海上保安厅专门向当地派遣了巡查舰用来解决住宿方面的问题,才使天皇的这一宿愿最终得到实现。

渡边先生叙述说,“在我看来天皇的工作当中,始终对那次战斗中阵亡的将士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对于何时开始对祭奠怀有特殊心情这一问题,他引用天皇在昭和58年8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内容进行了说明。“强烈地感到绝对不应再有那样的战争。我们今天不得不考虑众多的牺牲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在日本无论什么时候也必须要牢记四件事”。根据渡边先生的解释,“所谓四件事是:战争结束纪念日,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冲绳保卫战结束纪念日”,并且以下面这段话“……时代终于进入到平成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感到战争和阵亡者‘不可忘记’,而且这种心情变得愈加强烈起来……”代表了天皇的复杂心情。

 

渡边先生和保阪先生都把这种强烈感的原因归纳为,天皇是战争经历者,他清楚地知道同代人当中有众多的牺牲者。此外渡边先生还认为,“……皇太子和次子秋筱宫都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今后用什么样的形式将祭奠延承下去,这或许是下一代全体日本人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对由于年代的变化而产生的在战争认识上的温度差表示了忧虑。

 

对二战和战后认识的温度差,不仅限于世代之间,地域之间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显著。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天皇在祭奠那天提到的冲绳和广岛·长崎。在冲绳县内,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迁移合并到同为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施瓦布军营内的边野古岬计划成为长年未决的悬案。如今对反对此计划的运动变得愈加激化。2014年11月的冲绳知事选举中,反对派的翁长雄志前那霸市长,以巨大优势战胜了推进派的现任知事仲井真弘多而当选。
《世界》杂志的“冲绳成为亚洲和日本的桥梁”一文中,刊载着翁长知事与寺岛实郎·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的对谈记录。翁长知事表示,反对边野古迁移的县内舆论不单纯是针对基地,它关系到经历了长达27年的美军施政和本土回归,以及“来自日本本土方面的冲绳歧视”等之后而变得更加成熟的冲绳县民主体性问题。他说“为何反对边野古新基地建设,当然不单纯是反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日美两国政府没有认真讨论过冲绳的未来以及它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意义”,“冲绳基地问题的解决,是日本政府希望构筑和平的一种意图表示,运用好冲绳这个软实力一定能够做出许多事情”。他认为现在的冲绳问题,来源于日本政府没有彻底结束“冲绳的战后体制”,许多问题一直停留在放置不管的状态。

 

《世界》杂志还刊登了广岛(另外一个未结束战后之地)前市长秋叶忠利提出的废止核武器的主张(“无核武器的世界定能实现”)。秋叶先生作为遭受原子弹破坏城市的市长站在废止核武器运动的最前列。他根据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不断高年龄化这一现状和“正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们才具有核抑制力”的观点,指出“与我们这代人比较,下一代人将必须克服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无法直接从具有‘核抑制力’‘战争抑制力’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以及战争经历者那里听到有关二战的真实体验,他们必须在没有‘抑制力’的世界里追求和平”。秋叶先生以上面这段话表明了他对将来怀有的危机感。此外他还对日本政府调整安全保障政策方向的做法,从“宪法遵守”的角度进行了批判,抨击了它与废止核武器运动在逻辑上产生的矛盾。

 

安全保障政策的方向调整,可以说是日本战后遗留下来的最大课题。

 

《外交》杂志的特别企划“战后70年-我见到的战后史瞬间”一文当中,原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先生以“伊拉克军队侵占科威特”这一史实,对战后日本主导的一国和平主义思想的失败进行了解说。栗山先生在1990年8月,也就是伊拉克军队侵占科威特的前一年就任外交次官,他曾经提出过“不装大国的大国的外交”这一冷战后的外交方针。“不装大国”意味着“对战前军国主义的反省和诀别”,“大国的外交”意味着“…作为G7一员,建立全球国际秩序,并起到使之能够贯彻执行的责任和作用”。这个外交方针,虽然与日本战后顽固地回避国际问题约定的一国和平主义划清了界线,但是马上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在海湾战争中,日本作为大国成员之一被要求对国际秩序的恢复予以协作,然而日本只进行了资金方面的提供,为此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

 

据栗山先生说,停战之后他曾向海部首相(当时)做了如下汇报。“最近7个月日本政府的行为,给我国在国际印象上留下了深深的疤痕,对此我们必须铭记在心。……因为日本在对外问题方面总以本国宪法或者和平主义为借口逃避责任,所以在国际上,特别是给美国造成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不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从其理由的妥当性方面更加令人产生怀疑。我国要想修复这个不好印象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努力”。此外栗山先生于今年4月1日去世,所以这次投稿成了他的绝笔。投稿文以“……(当时)无法逾越一国和平主义的高墙。战后70年的今天正是重新挑战这一高墙的时刻”作为结尾。

 

 

2.日本如何对待宗教

11ea043155822cdd83cdfbafdec1538f_s继在叙利亚发生的由IS(自称“伊斯兰国”激进派组织)引起的日本人人质杀害事件,3月又在突尼斯发生了由伊斯兰激进派造成的3名日本观光客死亡的博物馆袭击事件。过去的日本,一直对在伊斯兰教圈国家以及欧美国家发生的伊斯兰激进派恐怖活动,抱有“隔岸观火”的强烈意识,但是如今这一切不再是他人之事了。而且在日本对于恐怖活动,因不能充分理解其原因致使各种困惑言论到处可见。探寻其原因背景可以说是日本没经历过一神教,特别是没有经历过神绝对主义和理智绝对主义相对立的这种伊斯兰圈国家与西欧国家从中世纪开始并延续至近代的思想斗争。自从上面提到的2个事件发生以来,各种月刊杂志上重新对宗教问题进行说明的内容不断出现。

 

《中央公论》编制的特集“彷徨的宗教心”,介绍了与一神教世界完全不同的日本宗教现状。在那个特集中,管理着全国约8万家神社的宗教法人“神社总厅”总长田中恒先生指出“谁都接受的地方就是神社”,“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山,河,岩石等各种大自然当中可以找到神。因而在日本人的思维当中觉得身体周围的任何东西都应该受到尊敬”,他从崇拜自然开始,对不存在教义和经典的神道进行了说明。还有,针对所谓无节操宗教这种主要来源于一神教思想的日本人批判,他回应说“在东日本大震灾当中经受了重大受害的日本人还能互相帮助,整齐排队相互体谅。看到这些情景以后许多人开始想,其原因莫非来自神道,莫非神道里面保存着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他认为神道与教义宗教相比,以另外一种形式构成了社会的基础。

 

在同一特集中,关于作为代表日本的教义宗教的佛教,兼任《月刊住持》主编的安乐寺住持矢泽澄道先生,在“被分割·孤立的日本的住持面临的问题”一文中,介绍了由于后继无人使得“家传行业”的寺院经营越发严峻的现状,同时还对东日本大震灾之后“人身的安宁不可缺少,地域共同体的有力支撑”这一寺院作用得到重新认识的情况进行了解说。

 

另一方面,《外交》杂志编制的特集“对价值观的‘殉教’伊斯兰一神中心主义对欧美民主主义”一文,从正面向伊斯兰激进派实行的一连串恐怖活动进行挑战。文章指出了,伊斯兰原理主义所不能容忍并发生碰撞的主要问题就是当今成为国际社会秩序的欧美民主主义,而欧美民主主义又是日本的存立基础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该杂志的铃木美胜主编在“讽刺产生惨剧的时代”中,选择1月的《沙尔利周刊》杂志社被袭事件,以俯瞰图的形式描绘出对立的最尖锐部分。这里以“文化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物,但却存在于由思考·感情·行动所构成的作为内在结构体的《文化框架》之中,讽刺是对政治、社会的变动作出敏感反应的报道行业的一种表现形态”为观点,让该报的报道内容与近代社会的本质相关联。他还指出该报在有关伊斯兰教的讽刺上与其它宗教对比,看得出有一墙之隔似的双重标准和差异感。说明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以“文化框架”为根基,认识到他人的存在,“除了花费更长时间具体踏实地扩大感性与合理性这一共有基础以外或许没有任何别的道路”。

 

另外,作为日本中东伊斯兰研究第一人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内昌之先生,有关这个事件,在“现代世界的危机产生于何处”一文里指出,其与日本对在日韩国朝鲜系居民的仇恨言论具有同样构图。山内先生表示了如下忧虑,“将来令人担忧的是,在欧美社会确实并且总是只要出现关系到伊斯兰共同体的现象就要被免罪吗?为何伊斯兰方面总是站在判罪的立场,而我们必须被判罪的立场上。当这样的想法生成气势时,会使憎恶表现向憎恶犯罪发展的可能性变大”。在国际社会变得越发复杂的环境下,作为日本未来的方向,“只能坚持当今使日本繁荣起来的国际制度,即坚持自由主义贸易体制最大受益人的立场。为此要求我们需要妥善解决如何维持中东的安定和那里的海上航路以及海洋安全保障等问题”,他着重强调日本对于伊斯兰圈需要从近代世界秩序的角度给予关注。

 

还有,担当过伊拉克大使馆公使和外务省中东非洲局参事官的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管宫家邦彦先生在同一杂志的“被伊斯兰激进派‘IS’盯上的日本——日本应该从人质事件学习的教训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日本早在2001年就已成为伊斯兰激进派的恐怖活动对象。他还进一步解释说“IS的战略目的是以‘继续圣战’的方式实现‘伊斯兰国家的树立’”,“应该明白的一点是同这样的对手进行‘谈判’和‘协商’余地非常之少”。而且,对于指责安倍首相的中东访问成为扣动扳机的国内媒体,给出了“可以看出日本宣传媒体的知识局限”这一辛辣评价。关于恐怖活动事件,历任驻印度大使,驻法大使的日本战略论坛会长代理的平林博先生,也向该杂志投稿并提出“日本人应下决心不向恐怖主义低头”的建议。列举了日本应该做的工作是,①继续向伊斯兰圈国家提供二战结束以来一贯保持的和平人道援助,②维护日本作为非欧美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正面印象,③大力宣传日本社会在宗教方面的宽容性,④直接向伊斯兰圈国家宣扬日本的立场,⑤对国内法制和自卫队的现状进行反思。最后进一步提出,过去的安全神话不再适用,作为国家有必要动用一切手段预先在海外建立日本人的保护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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