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壮举和日本的大学教育 / 日语要“消亡”了吗
post date : 2015.12.18
■ 诺贝尔奖的壮举和日本的大学教育
马场鍊成《诺贝尔奖获奖，大村智博士的四种面孔》《中央公论》12月期
大村智《没去东大是对的》《文艺春秋》12月期
梶田隆章《与已故户塚老师喝酒的那些日子》《文艺春秋》12月期
森健《安倍政权的“大学改革”有胜算吗》《文艺春秋》11月期
佐藤优×池上彰《“新・教育论”》《文艺春秋》11月期
2015年度的诺贝尔奖，北里大学特别荣誉教授大村智荣获生物学・医学奖，而东京大学宇宙射线研究所所长梶田隆章则荣获物理学奖，这两位的同时获奖备受瞩目。文艺春秋也刊登了两位的访谈录等，给这月的月刊增添了很多丰富的内容。
曾出版过大村的评传的科学记者马场鍊成在刊登于《中央公论》12月期的《诺贝尔奖获奖，大村智博士的四种面孔》一文中，指出大村不仅在研究上很优秀，甚至在其他很多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能力，具体分析为他有着“研究者、经营者、教育者、社会领袖”这四种面孔。大村的获奖理由虽是“研发出了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的新治疗法”，但其作为研究者最具代表性的业绩则是与大型制药公司默克公司共同研发了抗生素伊维菌素。大村在与这个公司签订产学合作契约时，专门将研发动物用药指定为主要目的，通过药物“从动物到人”的应用方式，拯救了约2亿陷入重度传染病的人。虽然据说理由是在用于人的抗生素研发领域，新加入的胜算较小，但马场指出“……如果研发出对动物有效的药物，那本身就成了动物实验，接下来应用于人的程序就会一下子拉近。这样的方式可能反而是个近道。这就是大村博士独到的研究灵感”，对大村这独特的着眼点给予了很高评价。
大村作为经营者的能量，在他所属的北里研究所濒临倒闭的重建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时研究所用地来自于国有土地的转售，之后还有当地的医生会反对研究所的修建工事，在国有土地转售和应对医生会的工作中都有大村奋战的身影。据说看起来“那时已经没有研究者的面孔，工作起来就像是房地产商加上政治经济人的形象”。此外，作为教育者，大村对晚辈的培养也倾注了很多心力，从他自己的研究室就涌现出31位大学教授和120多位博士学位获得者。此外，他还抱着对故乡科学振兴的期望，创办了山梨科学研究所，创立了美术馆并捐赠物品等，一心致力于社会贡献活动。可见，大村在研究以外的领域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大村的这种个性是怎样磨练出来的呢。刊登于《文艺春秋》12月期的《没去东大是对的》一文中，大村自己是这样解说的。“……原动力之一是“不想输给东大那帮人”的心情。我毕业于地方的大学，研究生阶段和工作单位也都是私立大学。如果在东大，有大把国家的资金和科研费可以拿来用。但我所在的地方，只能拿到他们的大约二十分之一。虽然学校也从作为学生学费收取的钱里分出来一点作为我们的研究经费，但只靠这点钱，根本不能进行大的研究”，大村这样回顾当时的艰苦。同时，对于感觉到“……没去东大是对的”的理由，他解释为“……像我这样自由地到处活动的研究者，可能就被弹出来了吧。正因为一直被资金确保的问题追逼着，才决心要自己挣钱，所以才能和企业合作，留下了这么多的业绩”。
大村还针对现在的高等教育，谈到“令我感到非常不满的是，在讨论地方振兴时居然不出现“教育”这个词。要改变现状，必须从教育抓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还提议，比如一个理科教师从大学毕业，在取得教师资格之后仍能随时学习最新的科学信息，并向孩子们传授最新的知识，这样的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呼吁“总之，现在应该把钱用在年轻一代的教育上。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就有好几个科研费用不完，资金过剩的研究室。这些钱哪怕只有百分之一也好，真希望它能用来让小中高学校汇聚更多的好老师”。
荣获物理学奖的是东京大学宇宙射线研究所所长梶田隆章，他的获奖理由是中微子研究的功绩。“神冈探测器”“超级神冈探测器”这两个巨大观测设施的建成使得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个研究团队的创始者，也是世界上首次成功观测宇宙中微子的东京大学特别荣誉教授小柴昌俊在2002年也曾荣获了同一个诺贝尔奖。梶田在刊登于《文艺春秋》12月期的《与已故户塚老师喝酒的那些日子》一文中，追忆了既是研究团队的前辈，又对超级神冈探测器的建造，以及研究设施发生大事故时的处理等对研究的持续也倾注了很多心力，却因癌症故去的户塚洋二，讲述到“如果没有户塚老师费尽心力建造超级神冈探测器，就没有我的研究。涉及大气中微子的问题我一直请教的也是户塚老师。没能和户塚老师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真的是非常遗憾”。此外，梶田就自身的获奖，也谈到“……如果没有让“超级神冈探测器”正常运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业绩。我认为是因为参与研究的一百多个共同研究者们的功绩得到了认可，我才得以获奖”。
对于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人生，梶田回忆说“一直都非常幸运”，从研究生院出来就进入小柴研究室做助手，从未感觉到身份的不稳定，“可以专心研究自己认为很重要的课题”。相反，对于现在的研究环境，他指出“……在日本，博士后们常常要在很多研究室转来转去，结果找不到固定职位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并表示“为了日本的科学发展，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研究者的身份”，对此敲响了警钟。
而安倍政权所推行的教育改革，到底是不是正在朝着能够解决大村和梶田所指问题的方向发展呢。科学记者森健在刊登于《文艺春秋》11月期的《安倍政权的“大学改革”有胜算吗》一文中，作为安倍政权上台后就急速开始推行的教育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列举了今年6月由文部大臣的通知引发的废止国立大学文科院系的问题。这个通知的内容是针对培养教师类的本科院系・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本科院系・研究生院，要求“……积极努力地开展院系组织的废除或向社会需求较高领域的转换”，对此，各大学相关人士普遍提出了异议。森采访了时任文部科学大臣的下村博文，并在文中介绍了下村的意见，“一句也没有说要减少文科院系呀”“虽然有误解，但所说的社会需要也并不是产业界或经济界的要求。那么是什么呢。…比如说要想培养对地区有益的人才，那就应该是专门针对地区的专业吧。这样提出问题的方式才是现在国立大学结构调整的根本思维…”。
说起来，日本教育问题的本质究竟在哪里呢。既是作家也曾是外务省主任分析官的佐藤优和新闻记者池上彰在刊登于《文艺春秋》11月期的对谈录《“新・教育论”》中，对教育的问题点展开了网罗式的论述。两位谈到了在日本教育中，在对基础教养及知性感觉的培养、以及肯定多样性和独创性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在此基础上又指出①只学习大学考试科目的风潮根深蒂固，学生的思考范围不开阔、②从全国招生越来越难，大学的多样性基本消失、③过于追求国际化，而用日语学习的重要性被忽视、④在初级・中学教育等教育阶段形成的学习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等问题点。
■ 日语要“消亡”了吗
・长谷川三千子×小川榮太郎《日语进入“消亡”的时代》《正论》12月期
在日本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之间，对于近代的日语和日本文学甚至日本文化本身的衰退，出现了一些表示担忧的讨论。对此，埼玉大学名誉教授长谷川三千子和文艺评论家小川榮太郎进行了对谈。
小川谈到“……现在谁都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媒体发表文章。而书籍和杂志等纸质媒体反而成了网络媒体的延长线，变成了传递信息的手段。注重语言形式的重要性，作为艺术来品味这种思维本身已经没有了”，表示了担忧。长谷川也引用了提出日语・日本文学衰退论的小说家・水村美苗的著作《日语消亡之时―在英语的世纪中》，介绍了水村在美国参加全世界作家聚集的活动后回到日本时，对日本文学的现状感叹为“用“荒芜”这样诗性的形容词来描绘一点都不贴切。而是像游乐场一样，全都是又小又吵，全然一片幼稚的光景”一事。由此，小川谈到“……有着这么多丰富的民族体验，在语言上和思想上积累了如此深厚美感的日本，现在居然变成了噪杂的游乐场。这种时候，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的是，所谓日本近代文学，并不是虽然很枯燥但也没办法必须要读这种意义上的基本素养，它也是证明日本人能够如此有趣地生存的一种证据文本这个道理”，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Photo: TT News Agency via AP / 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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