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高仓健与中国人
投稿日 : 2016年07月12日
■ 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
・森重昭 《奥巴马在广岛拥抱了我》 文艺春秋7月期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7日对核爆地・广岛的访问，不仅是为了日美两国的“和解”，也成为了面向实现废除核武器的历史性事件。其中，奥巴马总统在结束演讲后，拥抱一位核爆受害者的身影作为令人感动的画面被传播到全世界。(Photo: Reuters/AFLO)
这个核爆受害者就是住在广岛的历史研究家・森重昭。主张“核爆牺牲者与国籍无关”的森，是一位几十年如一日，一直调查在广岛核爆炸中死难的美兵俘虏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的人物。据文艺春秋的独家手记披露，森最早知道核爆死难者中存在美兵的事，是因为昭和49～50年（1974～75年）NHK募集“核爆炸的画”的活动。那里面画着美兵的画有20多张。这之后，森到处寻找并读遍了国内外公文书、图书馆的资料，最终认为“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在广岛的核爆炸中也有美兵死难者的事情，一直都是从官方的记录中被消掉的。核爆炸这个恐怖的新兵器，本来是打算只用在日本人身上的，却把本国的士兵也卷进来了。当时的政府，很可能是惧怕引起美国国内舆论的批判，所以隐瞒了事实”。
在核爆炸中死去的美兵，包括1945年7月末坠落在中国境内山里的美国B-24轰炸机的乘员，一共是12人，他们是之前为了接受讯问被移送到广岛的。但是，只有坠落的轰炸机的机长卡特莱特因为被移送到了东京，所以幸免于难。这个原机长战后成为一名农业学者，与森一直保持着交流，在50多年后的1999年，他和退役军人会的会长及家属们一起去广岛进行了慰问亡灵的访问。那时，森还自费出资修筑了慰灵碑（板），让原机长撰写了慰灵碑上的文字内容。
森在接到奥巴马总统访问仪式发来的邀请后也曾一度犹豫，据说是因为将美兵死于核爆炸的故事拍成电影的美国电影导演在发给森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并不是你一个人出席。核爆炸中死难的美兵12个人的亡灵和你在一起，所以不要紧”，才使他有了勇气。在手记的最后，森表示“我觉得奥巴马总统的拥抱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而已对超越国籍的所有核爆受害者的拥抱”。
・秋叶忠利 《作为实现无核世界过程中的里程碑》 世界7月期
原广岛市长秋叶忠利在《世界》的论文中，回忆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核爆地・广岛市与美国政府等进行交涉的历史，同时，对奥巴马总统这次具有历史性的广岛访问给予了肯定。
秋叶指出这次访问广岛的背景，也在于美国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相信“原子弹投放是正确的”的美国国民截至1945年占85～90％，但到2009年降到67％，2015年则低到了百分之五十多，他分析为“看来基本可以看作舆论非常急剧地发生了变化。正因为如此，使得站在‘访问广岛’就等于‘谢罪’这样前提上的反对舆论比较少”。
此外，作为这次访问造成的影响之一，秋叶指出“遭遇悲惨经历的核爆受害者和广岛市民，现在并不怨恨美国和美国人，不仅如此，还作为朋友表示欢迎”，同时，秋叶还表示“（这样的态度里）有着超越报复和憎恶、仇恨的和解的力量”，强调了其成为面向日美和解的重要契机这一点。
秋叶还进一步指出总统演讲中尽管没有出现“谢罪”，但“表明了面向和解的姿态”，“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是‘谢罪’的出发点”，对此给予了肯定。秋叶指出他认为的“和解”的基本思想是“否定暴力和战争，并且斩断憎恶、暴力、报复的连锁。同时，就算很小，也要找到共通点。为创建和平的未来而协作互助”。
最后，秋叶对总统演讲中原原本本地使用了“HIBAKUSHA（被爆者）”这个日语单词一事表示感谢，并同时强调“在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个人的真诚的态度，和虽然时间很短，但仍然直率地与核爆受害者也和广岛面对面的事实面前，很多的核爆受害者应该都有得到安慰的感觉吧”。
■ 高仓健与中国人
・刘文兵 《高仓健与中国人―日本电影和影星、其被接纳的历史》外交7月期
早稻田大学讲师刘文兵在《外交》7月期中，对战后日本的电影明星们在日中间复杂的政治状况下，逐渐被中国国民接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日本所持印象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其中，在中国国民中间有着极高的人气，获得最多支持的就是高仓健。刘在文中写道“因为他特别具有男人味的演技，以‘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味’为主题的节目在各种各样的媒体播放，‘寻找男子汉’（寻找有男人味的男人）这个词组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成为了流行语”。
刘还特别提到，高仓健不仅成为了当时中国女性理想的结婚对象的形象，还在1983年首次举行的国内外影星人气投票中占据首位，对此，刘指出“日本人的形象从残暴的军人转变为一个作为人的形象，对这样的形象转变高仓健的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强调了其影响力的巨大。
另一方面，关于日本电影和日本明星被接纳的历史，刘指出“厌恶和憧憬，疏远和亲密夹杂在一起的这种相互矛盾的感情体现的二重结构，也正是中国接纳日本文化的特点所在”。
在此基础上，刘还提到狂热的日本电影风潮退去后，从2000年到2016年为止的17年间，在中国公映过的日本电影只有20部，他对这样的现状表示了担忧，并提议“现在对于日中两国，最需要的是不要相信简单粗暴的印象，而是应该真诚面对彼此国家真实的样子，需要构筑和确立这样能够互相理解的新的异文化接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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