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不一的安倍政权 / 禁止产经新闻首尔分局长出国的问题
投稿日 : 2015年06月09日
＜本月选择的月刊杂志＞
《正论》《世界》《中央公论》《文艺春秋》（均为6月号）
◆第２号 ２０１５年６月◆
1.评价不一的安倍政权 ／ 2.禁止产经新闻首尔分局长出国的问题
1.评价不一的安倍政权
◆ “日本的历史认识和亚洲外交的未来” 村山富市原首相×河野洋平原内阁官房长官 《世界》
◆ “安倍讲话，来自历史学家的建议” 山内昌之 《文艺春秋》
◆ “回应对安倍经济学 第三年的批判” 浜田宏一 《文艺春秋》
◆ “安倍昭惠 新第一夫人宣言” 安倍昭惠 《文艺春秋》
■“村山讲话”“河野讲话”重现
2012年第2次安倍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媒体的关心大体可以说是聚集在一个问题上。它既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领土问题，更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安倍政权”本身。
安倍政权今年最大的主题就是“战后70年”。8月即将发表“战后70年讲话”，本届内阁特别是首相个人的历史认识成为重要的政治课题。现实中人们的目光只集中在如何继承过去曾经表明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沉痛的反省”的战后50年“村山讲话”(1995年)，以及承认旧日本军的随军慰安妇问题并表示谢罪的“河野讲话”(1993年)这一点上。『世界』杂志刊登了村山富市原首相和河野洋平原内阁官房长官的对话记录“日本的历史认识和亚洲外交的未来”。
当时身为社会党委员长并成为联合政权首相的村山先生说“实在没想到20年前发表的讲话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怀有重大不安和忧虑，战后50年的讲话才被关注，这不是一种令人可喜的关注方式”。此话表明了他疑惑的心情。
关于亚洲外交的现状，分析指出“……那场战争是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还是一场想停也停不下来的防卫性战争？在『殖民地解放战争』这种美化战争论调当中，政府的历史认识也不确定。一谈到是场错误的战争之时，便被认为『有失偏颇』而遭到攻击。另一方面，对于日本的这种现状，中国和韩国的政府也经过调查很好地进行了解，并抱有警戒感，这些事又通过日本的媒体传播出去进而引起日本社会的反感”。至今为止日本政府的态度没有确定，所以围绕着谈话内容不能和中韩两国达成一致。
还有，曾经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讲话的河野先生，也对自己过去的讲话叙述道“……没有想到20年后作为『现在的问题』不谈不行”，在讲话作成期间“当时，在军队管理下大量女性的名誉和尊严被无视的惨痛现状确有其实”，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是不是直接与征收有关，并不存在明显的证据”，“只是根据当时能够搞清的事实说了真话”。指出原本应该是最重要的女性人权和名誉回复，却变成了这些女性们是怎样被聚集，单把这部分割裂开来进行议论。作为“只要政府和军队没有直接地强制带走便没有问题的议论，甚至能从执政党和在野党当中颇有一定地位的人口中听到，实在是令人遗憾”，他指出这种面对问题的方式脱离了人权这一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河野先生，针对『世界』杂志编辑部的，战争体验者几乎在国会里不存在的这一提问，发表了感想“的确，有战争体验的政治家，或多或少有着对战争的反省意识”，主张随着不了解战争的世代增加，教育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安倍晋三先生，在2007年建立了第1次政权并成为第一位战后出生的首相。认为战后70年的现在，以前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左派和右派的框架没有了关系，由不同年代的世界观和利害关系决定了相反的认识，在历史问题这个旧世代的主战场迸发出火花。
■ 只凭道歉解决不了历史问题
那么，对于历史应该如何面对呢？作为有关“战后70年讲话”的有识之士恳谈会“21世纪构想恳谈会”的成员，历史学家山内昌之先生在《文艺春秋》发表了“安倍讲话，来自历史学家的建议”一文。日本作为外交问题如何把握同样具有历史问题的中国和韩国的历史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阐述。
山内先生认为，中国和韩国“往往把历史的解释以古典式的『名教』（指明为人之道的教导）来考虑”。具体来说，“对于所谓『随军慰安妇』的实际状态和南京事件的虚实，不是去搞清作为史实当时的日本帝国政府和帝国陆军是否直接有所关联，对死者的实际数量和真相以实证的方式进行证明，而是相信只要出现让人产生联想的现象，以后就可以凭借使命感来创造历史”。这样的想法里面包含“……情绪化和正义感方面强烈的过度深信使得『历史认识』优先于史实”这个前提，“在外交方面如何有效地利用历史这种政治的判断和手法，不能允许多样的看法同实际证明有所差异的历史学研究自由”这一背景。
另外山内先生关于历史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如下说明“所谓历史认识的问题，只要看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就能明白，不只单纯看与过去问题的关联。比过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代活着的人的问题，在人的身上反映着时代的复杂状况”。譬如说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只挑出特定的历史事件并不断进行批判，不是因为『加害者』的反省不足，而是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出发，就像把灯光打在被摄体上，能看见的部分一定会不同”。
“政权更替的时候如同灯光打到的地方会变得更加强烈，反复重复同样的主张，而且过去没有强调的部分也会追加为新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在不断叠加的过程中，“焦点从本应谦虚地查明历史变成经常屈服于外交，作为『加害者』的义务永远地恒常化机制被建立起来，日本是否需要不断接受下去”。
这样一来，道歉和反省“实际上蕴含着更困难的问题”，根据这个理由山内先生高度评价了本年4月下旬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上，安倍首相所做的顺应万隆会议和平10原则强调当今日本方向性的演说。这个演说“……在对『侵略』内容的反省这一点上继承了以往讲话的观点”，指出“特别是对于东南亚各国的首脑，比起说道歉更对以往做出那些业绩和今后的打算感兴趣，并对这种建设性的历史认识和未来指向进行评价的人居多”。“如果这个演讲成为(战后70年)讲话的原型，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他在这里提示了这样一个见解。
■“安倍经济学”的去向
日本媒体，最近只对历史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加大密度报道,不过实际上，日本国民关心的中心总是在经济方面。作为安倍政权智囊团的经济学家浜田宏一先生，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刊登文章对被称作“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现状、以标题为“回应对安倍经济学 第三年的批判”的文章进行了解说。
浜田先生首先列举出失业人数的减少，工资总额的上升，“需求创出方面进展顺利”，说明当初计划的目标正在着实地进行当中。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国民提出的不能实际感受到安倍经济学效果的理由以及受到批判的焦点进行了说明。
首先，关于２％的通货膨胀目标不能达成的原因，在于原油价格出乎预料的长期走低。另外没有体会到工资上升，景气复苏原因是“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公司内部还有许多剩余人员”，如果剩余人员现象得到解除，生产性能够得到提高的话，工资也会随之上升。关于地方经济的低迷，同样也是来自劳动力的剩余，从内外两方面引进投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行法人税减税，这也成为“保护地方不受衰退危害的最大武器”。
还有对于日本经济进一步增长必不可少的安倍经济学第三只箭“增长战略”，除了TPP和促进女性就业之外，限制改革尤为重要。为了打破政府和企业原有的旧体质，进一步推进限制取消，需要有新的“政治领导力”。
■ 新时代的“政治家的妻子”？
安倍晋三首相，提出自己的思想立场，受到日本保守思想，传统拥护派层的巨大支持。另一方面，安倍昭惠夫人经营小居酒屋，每天通过SNS积极发送活动情况，与以往在身后支撑丈夫的那种日本传统型的“政治家的妻子”具有天壤之别，并因此引人注目。昭惠夫人，在『文艺春秋』的“安倍昭惠新的第一夫人宣言”里披露了首相夫人的许多幕后情况。
昭惠夫人，对于核电站和修宪等方面表示了与首相不同的意见，对此问题她这样说“我对丈夫的主张，不认为正确时，清楚地告诉他『不赞成』。因此在家里被称作『家庭内在野党』。自己不愿意做那种政治家的妻子就应该这样，或者第一夫人必须那样做才行等框架所束缚”。她还说“自己一定要向不单代表自民党，还代表全体日本国民的丈夫传递『也存在这样的思考方式』等不同信息”。
对于首相招牌政策之一的女性进入社会，她说“……因为丈夫从本质上属于保守思想的持有者，他可能不会认为全体女性都应该投身于工作当中。……但是一定要为想工作的人创造容易工作的环境。他确实是从内心这样想。因此，对我的工作也表示十分理解……但也说不定是假装理解,这一点实在搞不太明白(笑)”，披露了只有作为夫人才能做到的分析。她还说“也许因为当前对女性走入社会的理解度逐渐扩展的缘故，比较上次丈夫当首相的时候，感到自己的自由行动好像也能被接受了”，从这些话仿佛感到了时代在变化。
2.禁止产经新闻首尔分局长出国的问题
◆ “禁止出国8个月，从韩国回国” 加藤达也 《正论》
安倍政权和媒体之间闹矛盾，朝日新闻的“随军慰安妇”出现虚伪报道问题以后，官邸向电视台施加压力的问题逐渐表面化，某些外国媒体也被卷进当中，紧张气氛越来越高。日本的媒体与权力机构严重对立之事在韩国也发生了。韩国的检察当局在去年10月，对产经新闻首尔分局长加藤达也，以对朴槿惠总统的名誉损害罪，进行了在家起诉。而且采取了禁止出国的决定并采取了出国禁止措施，虽说是在家但是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那个出国禁止措施到今年4月总算被解除掉了。
回国以后的加藤先生，向《正论》杂志投了一篇名为“禁止出国8个月，自韩国归来”的稿件。加藤先生说“通过此次事情很强烈地感到与韩国共享价值观的艰难―共享就更加困难了，可以说根本不可能。作为日本的记者用日语执笔的报道被追查刑事责任，不要说在日本，只要是在自由主义社会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对一边揣摩大总统的意向和利害、愉快不愉快一边工作的韩国国家权力系统感到疑问”
还有，关于韩国的反日感情，“想强调一点的是韩国社会里并不都是恶意的反日集合体”，当然不否认有向加藤先生乘坐的车子扔鸡蛋等行为“容忍的社会素质”。而且，关于此次的个人事件在韩国国内“即使有人内心觉得此次韩国政府的措施有问题但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怕被认为『是亲日的』加以责备。忌惮这种气氛的媒体也确实存在”。
加藤先生说，今后也根据需要继续对应韩国的采访，“想继续好好地观察韩国这个国家，虽然是日本的邻国但是却不能共享价值观”。在他的笔下还能产生什么样的报道，希望给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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