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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高龄者问题 | 公益財団法人フォーリン・プレスセンター(FP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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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高龄者问题

投稿日 : 2016年10月17日

A carer feeds a resident on a wheelchair at the private nursing home "Silver Villa Koyama" in Tokyo大前研一 《赶走老后的不安和萧条》 Voice10月期

 

管理咨询师大前研一在接受Voice的访谈中,联系已经持续 3年半的安倍内阁经济政策即安倍经济学没有取得足够成果一事,阐述了只要改变高龄者的思维,日本经济就能飞跃发展的主张。

 

大前针对日本的现状,指出日本已经进入想所有或消费的欲望极端低下的“低欲望社会”,并指出特别是高龄者“用年金、储蓄、人寿保险这样的三重投资为老后作着准备”。他表示,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1700兆日元中一半以上都由高龄者把持着,如果这些高龄者能够改变意识和思维,资金就会确实地转动起来,假设只有1%的17兆日元被消费,都能“创造消费税4%以上的效果”。

 

对于年轻一代,大前指出他们都满足于永旺购物中心这样自己住宅周边的狭小生活圈,进而带着讽刺的口吻分析为“不买房子,不买除了轻汽车以外的车,也不结婚。这样欲望衰竭的人种在全世界看来都只存在于日本”。究其理由,大前列举了“对老后的不安”,并指出“就算企业费尽心思提高了工资,劳动者也只会拿这个钱去储蓄,而不是消费”。

 

大前认为要想恢复经济,必须推行让高龄者为了自己安心使用资金的政策,他强调“要教给高龄者资产能生出现金的方法,并且放宽管制让这种方法容易操作,这样高龄者应该就会逐渐变得能够安心使用手中的钱了”。针对税制改革,大前也呼吁应该“取消继承税,改为资产课税”。他指出因为继承税的最高税率高达50%,所以高龄者会觉得“即使生前将一部分资产赠予子女,父母死亡时还是要纳税,还不如不花钱一直留着”。

 

驹村康平 《该65岁到69岁的人“出场”了》 Voice10月期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驹村康平在刊登于Voice的论文中,针对安倍内阁作为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中的一支提出的“实现出生率(合计特殊出生率)达到1.8”,指出“即使合计特殊出生‘率’上升,小孩子的‘人数’也增加不了多少”。

 

作为其理由,驹村提到日本15岁到49岁的女性人数持续减少这个问题。特别是历代政府在25岁到29岁女性(团块Junior世代-1971年到1974年出生的人,基本是团块世代的子女)比较多的90年代到2005年之间“没有及时推出支援育儿的政策,导致错失良机这样的历史性严重失态”,他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指摘。

 

此外,驹村也指出想要提高20岁到39岁女性的出生率,“改善非正规劳动者的收入,使其能对将来的生活抱有希望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他还主张这是因为,近年,非正规劳动者的增加导致了“收入减少”,继而造成“未婚率上升”,最终陷入“出生率降低”这样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严峻的超高龄社会,应对方法是什么呢?驹村指出不应将高龄者一律定义为“65岁以上”,而应该先区分为“65岁到69岁”和“70岁以上”这两部分,在此之上,再将“65岁到69岁”定义为“后期现役”,应该继续活用这个年龄段的“体力”和“知识能力”,并提议应该构建“终身现役社会”,为这些高龄者提供志愿者及终身教育等各种各样的“出场机会”。

 

五十岚祯人 《案件今后也会持续增加》 中央公论10月期

 

最高法院于2016年3月对患老年痴呆症的男性(当时91岁)在徘徊中被火车碾压致死的事故,在JR东海状告该男性家属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中,做出了家属不必承担“监督义务者”责任的判决。对此,千叶大学社会精神保健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兼医师的五十岚祯人在刊登于中央公论的论文中,在指出“本判决的结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的基础上,也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犯罪等实际情况进行了介绍。

 

据五十岚的介绍,日本患老年痴呆症的高龄者人数截至2012年为462万人,2025年将达到约700万人(推测)。计算结果是65岁以上的高龄者中约5个人中就有1个人患老年痴呆症。这样的高龄者,一般都被认为会成为“汇款诈骗”等犯罪的被害者,但五十岚指出“作为犯罪加害者的高龄者的增加也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

 

具体来说,高龄者的犯罪检举数在2014年达到4万7252人,这与1995年相比,增加到了约4倍,五十岚表示“粗暴犯罪的伤害及暴行也明显在增加,重大犯罪的杀人及抢劫也有增加的倾向”。而另一方面,关于监狱服刑者精神科诊断的统计资料虽然还没有公开发表,但五十岚从2015年已经判决的服刑者中休养患者的实际情况推测,指出“可以确切地说,高龄服刑者中,可能患有老年痴呆症,应该进一步观察确诊的事例是非常多的”。

 

五十岚在对最高法院判决给予肯定的同时,也表示“关于缺乏判断能力的人造成的损害,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这一点,问题还是就那样继续存留着”,同时,他指出“关于没有承担责任能力者的监督义务者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自从现行的民法制定以来还没有变更过”,强调必须有符合现状的关于损害赔偿的立法措施。

 

和田行男 米村滋人 《说要把老年痴呆症都关起来》中央公10月期

 

京大学研究生院准教授兼医的米村滋人在刊登于中央公的与理福祉士和田行男的对谈中,表示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指明医院和护理设施负有责任,所以今后有可能出现“医院和设施不接收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或者干脆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关在设施里”这样的事态,米村对此表示担忧,并指摘“一直以来,护理体制都是在医院、设施、家属之间微妙的平衡的基础上得以进行的,而这样的平衡面临一下子崩塌的危险”。

 

此外,米村在批判“最高法院做出了根据情况也会承认家属负有责任这样暧昧的判决,最终,责任到底由谁承担还是没有明确”的同时,也表示按照现状,现在只有用行政补贴来填补赔偿金这一种方法。

 

有着30年护理经验的和田也主张无论是老年痴呆症患者,还是生理上的残疾人,“谁都可以在地区社会这个舞台上,作为主体来享受地区社会的生活”。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应该回避把他们关起来或者限制活动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和田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表示“非常遗憾”。同时,米村也强调“用一种更柔和的形式,实现在地区社会内部共同照看这些老人,这样才是具有建设性的方法”。

 

Photo: Reuters/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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